开篇，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阎长贵是谁。
他山东聊城人，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，在那个年代里，他这个文凭的含金量是很高的了。
毕业后，他去了《红旗》杂志社工作，和哲学小组组长关锋，成了亦师亦友的伙伴。1967年1月，他去了钓鱼台11号楼，给伟人的妻子当了首任秘书。
1968年1月，因为受关锋的牵连，他被送去了秦城监狱。在秦城待了差不多七年多的时间，他被送去了湖南的西洞庭农场，在农场里又待了五年光阴，最后才得以返回北京，安排在《红旗》杂志社工作。
在阎长贵北京的家里，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压着张泛了黄的黑白照片。照片没拍人，拍的是几排灰瓦平房，房前站着几棵细杨树，叶子绿得发闷。
背面用蓝墨水写了一行小字，笔锋稳，笔画慢：西洞庭农场，一九七八年夏。
他晚年总爱翻这张照片，枯瘦的手指顺着纸边慢慢摩挲，半天不说一句话。儿子知道父亲的心思，那五年农场的日子，是他跌进谷底之后，第一次踩着实地上岸的时光。前半生的起落像一场梦，钓鱼台的灯火，秦城的冷墙，都远了，唯有西洞庭的风、棉田的香、邻里递过来的半捆柴，刻在骨头里，忘不掉。
一、矮屋里的灯
一九七五年的初夏，西洞庭农场的风里裹着稻花和烂泥的腥气。场部办公室门口站了个瘦高男人，戴副黑框眼镜，衬衫洗得发白，领口磨出了毛边。见人就微微欠身，话不多，声音也轻，问一句答一句，礼数周全，却透着股和田间地头格格不入的生疏。
场里的老职工私下猜，这是上面下来的文化人，犯了错，发配到这儿劳动改造。没人细问他的过去，那个年月，多问一句都是麻烦。场里只交代，安排他住职工宿舍最把头那间矮屋，先跟着稻田组干活。
头三天，他几乎没出过屋。饭是工友帮着打回来的，放在门口的石墩上，他端进去吃，碗洗干净了再放回来。有人从窗户外头经过，能看见他趴在旧木桌上写东西，写几行就停住，抬手用手背抹眼睛，肩膀微微抖。过了好久才知道，他是在写家信。
七年半了，从一九六八年一月被带出钓鱼台十一号楼那天起，他没跟家里通过一封信。走的时候急，连声招呼都没来得及跟妻子说，儿子才七八岁，刚上小学，歪歪扭扭的字还写不利索。他不知道这些年家里怎么过的，不知道老人身体好不好，不知道孩子长多高了，甚至不知道，家人还愿不愿意认他。
信写了撕，撕了写，揉皱的纸团扔了半纸篓。最后寄出去的那封，字写得格外轻，怕写重了，给家里惹麻烦。信里没说自己受了多少苦，没说秦城的冷墙和数不清的漫漫长夜，只说自己在湖南的农场，一切都好，不用惦记。
信寄出去的那些天，他干活总走神。稻田组的活重，六月的太阳晒得水面冒热气，脚踩进烂泥里，蚂蟥悄没声就叮上来，凉丝丝的，等觉出痒，已经吸饱了血。他头天下田，晚上回屋卷起裤腿，腿上排着七八个青包，痒得整宿睡不着，就用盐水擦，擦得皮肤发红，也不吭声。
歇晌的时候，别人都躲到树底下乘凉，他总往场部的方向望。邮差两三天来一次，每次自行车铃一响，他就攥着锄头的手紧一紧，目光跟着邮差的背影走，直到人家进了场部办公室，才低下头接着薅草。
一起干活的老周看在眼里，也不点破，歇工的时候递给他个粗瓷碗，盛着凉开水，说 “别急，家书路远，总得走些日子”。他接过碗，低声道了谢，喉结动了动，没再多说。
回信比预想的来得快。
场部通讯员喊他名字的时候，他正在棉田里打药，背着沉甸甸的喷雾器，肩膀勒出两道红印。听见喊声他愣了一下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扔下喷雾器就往场部跑，跑得太急，鞋上沾的泥甩了一裤腿。
信封是牛皮纸的，上面的字歪歪扭扭，带着孩子气。是儿子写的。当年那个跟在他身后跑的小娃娃，如今已经上中学了。他捧着信封站在太阳底下，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久，连信封上的邮戳都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舍不得拆。
信是妻子口述，儿子写的。说家里都好，老人身子硬朗，孩子功课没落下，说等安顿好了，就带着老人孩子过来找他。末了儿子补了一行小字，说爸我们等你回家。
那天中午他没去食堂打饭，坐在宿舍门口的石阶上，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。纸页被太阳晒得发暖，字里行间的烟火气，顺着纸边漫出来，烫得他眼睛发酸。七年半没掉过的眼泪，那天砸在信纸上，洇开了小小的蓝墨水印。
从那天起，他干活更卖力了。别人歇着他也不歇，手里的锄头没停过。他知道，家人要来，得把日子过起来，得让他们过来了有个安稳地方住。
家属来的那天是个阴天，风里带着雨气。场部的人喊他，说你家里人到了。他扔下手里的棉桃，撒腿就往场部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眼镜滑到了鼻尖也顾不上推。
场部门口站着四个人。母亲头发全白了，背驼得厉害，手里攥着个蓝布包袱。父亲站在旁边，背着手，腰板还挺着，只是脸上的皱纹深了好几层。妻子瘦了，扎着简单的辫子，看见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她身边站着个半大小子，个头快赶上他了，怯生生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有陌生，也有藏不住的亲近。
他走过去，想叫声妈，嘴巴张了张，嗓子发紧，没发出声。倒是母亲先开了口，声音哑，语速慢，只说了一句，来了就好。
没有抱头痛哭，没有说不完的委屈。那个年月的人，不习惯把情绪摆在明面上。苦都咽在肚子里，见了面，知道人还在，日子就能接着过。
那天晚上，矮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。窗户纸上映着四个人影，低声说着话，断断续续的。七年半攒下的话，像扯不完的棉线，慢慢扯，慢慢说。窗外的蛙鸣一声接一声，风刮过杨树叶，哗啦哗啦响，屋里的灯光暖黄，把矮矮的屋子，烘成了整个农场最软的地方。
二、田埂上的风
一家人安顿下来，日子就有了烟火气。可刚过来，家底薄，样样都缺。最紧俏的是柴火，农场家家户户烧灶，柴禾金贵。场里虽种了不少树，可架不住人多，各家各户都攒着柴，谁也不富余。
他家刚来，没攒下干柴，做饭都成了难题。他下班就去路边捡树枝，捡回来晒在屋檐下，湿乎乎的，烧起来烟大，呛得人直咳嗽。
邻居李大姐看在眼里，没说什么漂亮话。
当天傍晚，趁天擦黑，她从自家灶膛边码得整整齐齐的柴堆里，抽了五六根硬杂木，用麻绳捆了，扛着送到他家门口。放下柴喊了一嗓子，柴放这儿了，你们先用着。说完转身就走，脚步快得很，生怕他追出来推辞。
他追出去的时候，李大姐已经拐进了自家院门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捆扎实的硬柴，心里头热得发烫。硬柴耐烧，一根能顶三根湿树枝，是庄户人家最金贵的东西。李大姐家三个娃，男人常年在地里忙活，自家柴火也掐着数用，愣是匀出了最好的硬柴。
后来他想把柴钱给李大姐，人家死活不收。坐在门槛上纳鞋底，头也不抬地说，谁还没个难处，出门在外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说得轻描淡写，像递了碗凉水一样平常。
菜也是。农场的人家，屋前屋后都开着小片荒地，种点青菜、辣椒、茄子，够自家吃。他不爱占人便宜，从来不去邻居菜地里摘菜，下班了就自己扛着锄头，在屋边开了小块地，翻土撒种，等着菜长出来。
可菜苗刚栽下去，还没缓过来，接不上吃。邻居们就悄悄送。有的用竹篮子提半篮青菜，有的用布兜兜着十几个青辣椒，往他家门口一放，喊一声菜放这儿了，转身就走。等他出来道谢，人已经走远了，只看见个背影，融进田间的暮色里。
场里领导也照顾他。原先分在稻田组，活最重，夏天整个人泡在水里，蚂蟥、蚊子轮番咬，他一个读书人，身子骨弱，扛不住。领导知道他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，有学问，硬泡在田里可惜了，后来就把他调到了棉花组。
棉花活也不轻，锄草、打药、摘棉桃，样样费力气。好在不用整天泡在水里，少遭不少罪。他干活从不偷懒，别人歇两趟，他歇一趟。太阳最毒的正午，别人都躲去凉棚，他还蹲在地里拔草，脸晒得通红，汗顺着眼镜腿往下流，滴在棉叶上，很快就干了。
组长说他，歇会儿吧，不急这一时。他笑笑，露出点腼腆，说没事，我慢点干，不耽误进度。手上的活没停，棉叶上的毛刺扎得胳膊上都是小红点，他也不在意。
日子久了，场里的人都喜欢这个实诚的文化人。没架子，不抱怨，谁有难处找他帮忙，能搭手的绝不含糊。谁家孩子功课跟不上，找他补习，他抽晚上的时间讲，分文不取。谁家写个家信、打个报告，找他代笔，他拿起笔就写，字迹工整，条理清楚。
慢慢的，他话也多了。收工早的时候，几个人坐在田埂上歇着，有人掏出旱烟，卷一根抽着，聊家长里短。说谁家的猪跑出来拱了菜地，说场部食堂今天烧了红烧肉，说谁家姑娘说了婆家，彩礼要了多少。
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搁以前他是不关心的。钓鱼台的日子里，他打交道的都是文件、批示、重要讲话，耳朵里都是国家大事。秦城的七年半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他最怕的就是没人说话，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哑巴了。
现在不一样了。满耳朵都是人声，有说有笑，有吵有闹，混着田里的蛙鸣、树上的蝉叫，热热闹闹的，都是活气。他不抽烟，就坐在旁边听，偶尔搭一句话，跟着笑两声。风从棉田吹过来，带着棉花叶子的清香味，吹在脸上，软乎乎的。他觉得踏实，长这么大，从没这么踏实过。
一九七六年，省里办理论干部培训班，每个农场分一个名额。场领导直接把名额给了他。有人眼红，背后嘀咕，说他刚来没多久，凭什么好事都落他头上。
领导开会的时候直接说了句，人家是正经大学问，人大哲学系毕业的，论理论功底，你们谁能比？这话撂下来，没人再吭声。
他去省里学习了四个月，回来之后，场部更器重他了。后来他为了落实政策跑北京，来回的车票、住宿费，场里二话不说全给报销。财务科的人私下嘀咕，说他又不是正式职工，报这么多钱不合规矩。
领导听见了，把人叫过去说，人家是遭了难才到我们这儿的，本本分分干活，没给咱们添过麻烦。现在有难处了，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，做人得有良心。
这话传到他耳朵里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是那天晚上，在本子上认认真真记了一笔。谁帮过他，谁给过他一句暖话，他都记着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他说人这一辈子，不能忘本，人家在你最难的时候拉了你一把，得记一辈子。
三、地平线的影
七十年代末，政策一点点松了。场里陆续有人落实政策，回了城。他也开始跑北京，递材料，问进展。每次回来，都带回来点新消息，有时是好的，有时还要等。
他不急，该干活干活，该看书看书。农场的日子过得慢，棉花开了一茬又一茬，屋前的小杨树长粗了一圈，儿子也越长越高，快跟他齐肩了。
终于有一天，北京来了通知，他的问题彻底解决，恢复工作，调回《红旗》杂志社。
消息传开，他高兴了两天，紧接着就发起了愁。自己回去容易，妻子和孩子的户口怎么办。那些年户口卡得严，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，比登天还难。北京那边落不了户，一家人就没法团聚。
他四处打听，跑了好几个部门，都说不好办，政策卡得死。有人给他出主意，找覃正彦试试，他是管这事的一把手。
他知道覃正彦的名声，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，亲戚找他办点私事，都被骂回去。他心里没底，攥着材料去了，手心全是汗。
覃正彦见了他，翻了翻材料，又抬头看了看他。问了几句农场的情况，问他活干得怎么样，跟邻里相处好不好。他一一答了，实话实说，没添半句好话。
覃正彦听完，沉吟了半晌，只说了五个字，你太老实了。然后拿起笔，在材料上批了字。
他愣在原地，没想到这么顺利。后来才知道，覃正彦早就听说过他。人大毕业，年纪轻轻进了钓鱼台，一夜之间落了难，七年半没一句怨言，到了农场踏踏实实干活，待人谦和，不惹事不抱怨。覃正彦说，这样的人，不该再让他为难了。
户口的事，就这么定了。
临走的日子定下来，他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几件旧衣服，几本书，还有一摞写满字的本子。他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地扫得没有一片碎叶，窗户擦得透亮。
他把钥匙放在堂屋的桌子上，正中间。站在门口回头看，这间矮屋他住了五年，从孤身一人到一家团聚，从冷清到热闹，屋里的每一处，都刻着日子的痕迹。屋前的小杨树已经长到二楼高了，叶子哗啦啦响，像在说话。
隔壁李大姐家飘出葱花炝锅的香味，熟悉的味道，闻了五年，早刻进了骨子里。远处的棉田里，有人影在晃动，低着头，慢慢往前挪，是早起干活的工友。
他锁上门，拎着包袱去场部道别。
跟领导道谢，跟工友告别。大家都来送他，说回去了好好工作，有空常回来看看。李大姐塞给他一小袋干辣椒，说自家种的，北京吃不上这么辣的，带着回去尝尝。他接过来，袋子还带着体温，辣香味直钻鼻子。
坐上去县城的拖拉机，突突突地响，颠得人屁股发麻。他坐在车斗里，一直回头看。农场越来越远，房屋、树木、棉田，一点点缩成小团，最后变成地平线上一道模糊的绿线。风刮在脸上，带着点尘土的味道，他眼睛有点湿，抬手揉了揉，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一九八零年，他正式回到北京，回了杂志社上班。那年他快五十岁了。从钓鱼台到秦城，从秦城到农场，从农场再回北京，兜兜转转，十几年就过去了。
晚年他写回忆录，写了厚厚一本。不控诉，不抱怨，就安安静静写旧事。写钓鱼台里怎么收文件，怎么写材料，怎么因为一点小事挨了批评。写秦城里怎么数暖气罩上的小孔，怎么把一张报纸翻来覆去读几十遍。写西洞庭的棉花地怎么锄草，李大姐怎么送的硬柴，儿子第一封回信上的字有多歪。
他写得细，细到某一天食堂吃了什么菜，某一天工友说了句什么玩笑话，某一天风里的味道是什么样的。有人说他写这些小事没用，格局小。他不辩解，只是说，有些事不能忘，忘了就对不住那些帮过我的人。
那些帮过他的人，名字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。场里的老领导，送柴的李大姐，帮他解决户口的覃正彦，还有好多叫不上全名的工友。这些人跟他非亲非故，在他摔得最惨的时候，伸手拉了他一把。
回北京之后，他还跟不少人保持联系。逢年过节打个电话，寄张贺卡，问问家里的情况。李大姐家的孩子来北京打工，他知道了，特意请人来家里吃饭，帮着找住处，能帮的都帮。
二零二一年，他走了，走得很安静。儿子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在抽屉最里面，翻出了那张旧照片。黑白的，泛着黄，拍的是西洞庭的几排平房，房前的小树还细着。背面那行小字，过了四十多年，还是清清楚楚。
儿子知道，父亲这辈子走了很远的路，见过庙堂之高，也受过谷底之寒。可他最念的，始终是西洞庭那五年。日子苦，手里的活累，可人心热，饭菜香，觉睡得踏实。
那张照片，最后被儿子收在了父亲的骨灰盒旁边。就像把那段最软的时光，永远留在了他身边。西洞庭的风，田埂上的话，灶边的柴香，还有地平线上那道淡绿色的影子，从此就陪着他，再也不会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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